“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我在中国科学院61年

　　我1954－195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动物专业，1955年在校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分配时填工作志愿栏，我只写：“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这就成了自己一生的承诺。

　　1958年9月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先下放锻炼到四川资阳当了一年农民，获得“五好”奖状；回所后受命到湖北沙市，研究危害荆江大堤的白蚁地下巢穴结构和位置，以求消除“千里金堤毁于一穴”之隐患。该种白蚁只在黄昏暴雨时才出巢“婚飞”，我们就在堤岸搭帐蓬露宿，傍晚冒雨观察其飞出交配再入土建窩详情，白天则钻在堤坡草丛中寻找并标记白蚁地面取食盖的“泥线”（蚁路），研究其活动和建巢规律。这样每天逐平方米查几公里，或跟隨民工挖蚁巢测量记录其结构，劳动量很大。当时正值缺食岁月，每天仅几两粮，无油无肉，幸亏堤旁有个瓜园，我们天天买西瓜充饥。如此经1960－1961两年野外调查，在蔡邦华教授指导下，完成了《黑翅土白蚁的蚁巢结构及其发展》《长江大堤上黑翅土白蚁的地面活动与其巢位的关系》2篇研究报告，发表于《昆虫学报》第14卷，是为我的处女作。之后，在马世骏教授指导下，做“高温对粘虫发育与生殖的作用”研究。粘虫是当年在我国南北方广泛危害水旱作物的重大害虫，急需掌握其发生规律。为此，我和同事们周周7天、日以继夜地进行实验观察，曾累得“神经衰弱”到香山疗养。这样辛苦4年完成了4个虫期的全部实验，可惜只发表了卵期的论文，而因“搬迁”和“文革”耽搁，部分实验记录散失，未能写出虫、蛹、蛾的实验报告，是终生遗憾。

　　1966年为响应“三线建设”，昆虫生态室（此时已并入动物研究所）受命同动物生态室一起迁青海西宁，计划与本院原有的西北高原生物所合建为“高原生态研究所”。当时人们多不愿离北京，本室正秘书原应率领首批先行，他以家属随迁手续未办妥为由，要我（时任该室副秘书，原定后批迁）代他领队。我没推辞就答应调换，即刻带上户籍陪伴室主任一起赴西宁；不久“文革”爆发，停止搬迁，马主任被当作“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揪回京接受“批判”，我们先遣队就被留在西北。头一年受派遣进青海省社教工作团，到化隆县做农村“四清”工作。1967年新疆北部农业区小家鼠暴发成灾，农田农舍都受惨重危害，仅粮食损失即达1.5亿千克，灾情上报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电话指示中科院调查研究。高原所的动物学工作者主动请缨，组队赴疆。我本底学的是“昆虫专门化”，对鼠类几乎不懂，只好边学边干参加灭鼠和鼠情调查。1970年被任命为研究组长，我冲破“搞生态学研究就是修正主义”的谬论，在夏武平教授指导下，展开小家鼠种群数量变动规律研究。当时工作条件很简陋，鼠情调查只靠铁夹和解剖剪，每年需要进行5个月份定期定点调查，每期共需摆放5～7千个鼠夹，并剖检捕获的所有鼠体；各年春秋还要对全农业带10个县作跑面调查。跑面调查由自治区派汽车，定点的逐日几十里野外调查只有徒步或骑自行车。此外还要做扩展考察，须夏冒超40℃酷暑、冬踩半米深冻雪，走戈壁，进沙漠，登荒山，寻觅鼠踪。生活则是连年住农机库，吃玉米粉发糕。当地民众深受鼠害之苦，却仍视搞灭鼠者为下贱。每每见我们蹲在田边解剖老鼠，纷纷叹息说：“你们都是好人哪，怎么干这种脏活？”我们就这样坚持十余年，解剖了上万只鼠，积累了几万个数据，靠研究所惟一一台齿轮结构“手摇计算机”，进行繁杂的数理分析。经步步深入，揭示了北疆小家鼠栖息地选择和季节性生境间迁移规律、繁殖特性和“密度-生殖力负反馈”机制，解开了铺天盖地的小家鼠从哪里来及暴发后突然消失之谜，鉴识调节种群消长的主要内外因子，提出其种群数量监测和预报技术方案。该成果先在1978年获青海省科学技术大会奖，后再总结成专著《小家鼠生态特性与预测》，1993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我的导师马世骏院士给该书的题词说：“在新疆连续十多年对小家鼠的数量动态进行了系统研究，尤其是在‘文革’的动盪期间排除干扰，为科学而坚持下来的毅力值得称赞与学习”。现在回顾，正是当年勇于依工作需要而“改行”，跨领域由昆虫学转到脊椎动物学，承担“治鼠”任务，我得以在十年动乱期间没有停止科研，将青春奉献给边疆，是很可欣慰的。

      

　　1978年中科院组建南、中、北3个“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我作为科研骨干同时也照顾家庭困难，于次年奉调到“中科院桃源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后改为长沙，现名亚热带农业生态所）。起初我已回归农业害虫研究，1982年因长江南北广泛暴发褐家鼠灾害，应湖南省科委要求，我重新承担农业鼠害防治技术研究。开头所里只配给我1名大学毕业生，后来隨着承担省、院任务，扩展为近10人的大组。我们从组织农村大面积灭鼠入手，逐步查明南方害鼠种类和生物学特性，提出“全栖息地毒鼠法”和“复方灭鼠剂”等整套技术，由桃源、长沙试点，再到省内多个县，结合当地政府，组织县、乡级规模灭鼠；然后到桂、皖、川、鄂、赣、沪等地作技术示范推广，都取得高效、持久、安全、经济的防治效果。1992-1993年更与中科院昆明分院合作，在乡级试点基础上，组织云南思茅地区7县同步灭鼠，得到当地盛赞，授云南省科技进步叁等奖。

　　依“任务带学科”方针，我在长沙所主持农业害鼠生态与综合治理研究。1982-2000年间，本科研团队在学术会议和书刊上发表论文114篇（含科普13），并与中科院动物所同事合作《害鼠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科学出版社,1996）、《农业重要害鼠的生态学与控制对策》（海洋出版社,1998）及《Rodent pest management in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in China.》（见《Ecologically-based Management of Rodent Pests》Pp261-284，为中澳合作英文专著第12章,1999.)等专著，经鉴定、验收的科技成果16个，获中科院和省级科技进步奖叁等奖5个、贰等奖3个,参与国家科技进步贰等奖1个。2000年以来，我的学生们接续工作，既持续了洞庭湖东方田鼠种群生态研究，还开展了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鼠情检测、西藏农业害鼠调查等项目，除陆续发表学术论文外，还出版了《洞庭湖区退田还湖工程后小型兽类群落演替》（张美文等，科学出版社，2016）等多本专著。

　　生命不息，奉献不止。本人1997年退休后，先是受返聘指导博士研究生至1999年底；本世纪头十年，主要投入与国内同行联合主编《啮齿动物学》，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2012年连出二版：其间，我还陆续发表了几篇学术论文。近十年则着力科普文章写作，在中科院网络化科学传播平台“科学新语林”开个人专栏《鼠族奥秘》,至今连同在所网站发的已逾60篇。而因写新疆鼠害，联系到博州农技推广中心的鼠防专干，得知她积压着十几年害鼠调查数据，为指引其做科学总结，我连续数年通过互联网作学术指导，她今已写出多篇学报级论文，并增强了坚持灭鼠技术岗位的信心。

　　现83岁我髮已白，心尚热。得悉两大家栖鼠正在新疆暴发，就约博州那位同志合写《警讯》，今年3月发表于科学新语林，接着又在“科学大院”发文阐述新物种入侵的危险性，引起农业部领导重视，给新疆加拨了900万元鼠害防治经费。5月上旬我坐骨神经痛住院治疗，接到“中国科普博览”约稿，要我就蒙古国因游客猎食旱獭突发鼠疫的新闻写篇科普文章，一出院立刻赶写。经该编辑部审定，以《因为人类的猎杀 这种曾席卷全球的瘟疫如今再入人间》为标题， 5月27日由中科院“科学大院”和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共同推出，并在“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一起发布，头2天读者浏览数就逾百万。这是我毕生写的文章读者数最多的一篇。“发余热”能起作用，很让我高兴。

　　值此新中国和中科院建立70周年之际，回顾我在中科院61年历程，憾未能有大的建树，但我始终将“祖国需要”为使命，遵从组织安排积极工作，先后在3个所主持完成中科院、省和国家的重大、重点、攻关、科学基金及国际合作课题12项，参与8项（其中退休后5项），总计执笔及与人合作正式出版学术论文70篇、中文专著4本、科普作品80篇（件），组建的科研组9次评为“先进集体”，本人10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教师等。1987年湖南省授“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992年10月起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可以说，我忠实地践行了“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的志愿。

（2019，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