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从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到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到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从脱贫攻坚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
脱贫攻坚解决了温饱问题，乡村振兴将解决富有问题。
站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关键节点上，如何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此，本报专访多位专家学者，一同听听他们的感受和见解。
成就巨大 挑战不小
《中国科学报》：根据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就您了解的实地情况而言，目前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情况怎样？
张红宇：这几年“三农”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成效巨大。
农业已全面转型升级，“总量、结构、业态、绿色”这四个方面实现了历史性进展。
首先，最大的成效就是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保障了中国14亿人吃饭问题。粮食、肉类和水产品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人均数量远超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农业最了不得的成绩。
其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无论“粮头食尾”还是“农头工尾”，都在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保障供给链和完善利益链，成效突出，也实现了农民增产增收的愿望。
此外，在新产业新业态方面，成绩更加卓著。“互联网+”农业、休闲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等都有突飞猛进的发展。
在农业资源保护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化肥农药减量，农膜残留回收率、作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畜禽粪便集中处理资源化利用率在增加。
农民实现全面发展，有三个方面的“大变化”：我国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最大人群绝对贫困现象的消除，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令全世界刮目相看，这件事可以载入史册，绝对是带有标志性的重大战略性辉煌成就；我国在2019年提前一年实现了农民收入翻番的目标要求，农民年收入达到16021元，增长了6.2%；通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模式，组织农民、带动农民、提高农民、服务农民，最后富裕农民，效果非常明显。
从农村这个角度来看，实现全面进步，也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村环境整治进步飞速，特别是垃圾、厕所以及面源污染问题都得到有效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水、电、路、气、房、网”改变巨大；农村公共服务和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效果明显，教育、科技、文化、医疗救助以及社会保障都让老百姓真正有了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王克林：自1994年以来，我和团队一直在广西喀斯特农村地区从事生态恢复与可持续产业研究示范工作，我谈到的主要是基于广西为主的西南区域情况。
乡村振兴的一些制度体系和政策框架已得到了基本完善，地方党委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也已经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第一阶段的目标基本实现。在农业科技产业园、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基于土地的综合整治、农村聚落环境的改善等方面，尤其是在解决区域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乡村振兴地方行动中到2020年的目标值绝大部分已完成。
虽然农民个体实现了脱贫，但村级集体经济的强大、村庄规划管理的全覆盖与追踪实施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省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还需要做更大努力。
陈秧分：3年来，全国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全力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例如，我国出台了《全国乡村产业发展规划（2020-2025年）》，加大了财政投入力度，还出台了专门文件，要求“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安排不少于10%的建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解决乡村用地难题。
国家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力度在加大，效果也很显著。实地调研时，当地百姓都反映，从乡村生产条件到人居环境，这三年间确实有了很大改善。
当然，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各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进展、实施效果有些差异。有些政策落地付出的代价比较大，但从公平的视角来考虑的话，这也是值得的。
《中国科学报》：就目前已经推进乡村振兴的地区来说，遇到过什么困难？有何经验值得借鉴？
张红宇：乡村振兴在“三农”方面的确取得巨大进步，但是，在农业、农民和农村发展方面仍然存在明显的短板和挑战。我认为，怎样保障14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吃安全，始终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和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除了口粮之外的其他农产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巨大，这也是最大的“痛点”。
第二大挑战是农民收入问题。新冠肺炎疫情使农民收入颇受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2.64：1。不仅如此，区域之间的农民也存在差距问题，比如2019年，上海农民人均收入为33195元，而甘肃农民人均收入是9628元，两者收入之比是3.4：1。
第三大挑战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区域发展不平衡依然非常明显。中国的一二线城市面貌和发达国家的城市水平相比并没有明显差异，但是中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却和国外发达国家农村水平有着显而易见的差距。
王克林：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我们已经培育出了特色水果、喀斯特地区林下种草养牛、中草药山豆根种植等特色产业，但这些产业目前都处于初级生产阶段。
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产业规模化、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仍在生产为主的波动中发展，尚未形成多产业融合、稳定调节的市场化机制。农村生态系统服务提升后的政府转移支付机制、市场化的多元补偿机制还没有很好建立起来。
农民“离土不离乡”，农村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压力较大。国际上的经验显示，进入到乡村振兴阶段，城镇人口比例应占80%左右，而我国现在只有50%左右。乡村振兴必须和城镇化相辅相成，农村人口“长期离土不离乡”会影响乡村振兴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通过城乡融合来缓解乡村人口压力，进一步缓和人地矛盾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需要进一步转变思维，在乡村振兴项目设计上，从“自上而下”为主过渡到“自下而上”为主的农民参与式模式。
胡银根：乡村振兴遇到“金融、人才、土地”三大瓶颈，即乡村建设资金缺口较大、乡村振兴人才缺乏、二三产用地指标不足等问题。
关于破解人才瓶颈，湖北省武汉市实施的乡村振兴“三乡工程”（即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被中央农办评价为“探索实施乡村振兴的‘武汉样板’”，并获评全国乡村振兴创新榜样。
关于破解土地指标的问题，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采用“点状供地、垂直开发”的方式，将项目用地分为永久性建设用地和生态保留用地，其中永久性建设用地建多少供多少，剩余部分可以只征不转，以租赁、划拨、托管等方式供项目业主使用。
关于破解乡村振兴的金融难题，湖北、河南、广东、陕西等地农村开展了村社“内置金融”试验，在解决乡村小微金融服务短缺上进行了有益尝试。
陈秧分：从实地调研情况来看，乡村振兴还面临不少困难。
首先是人的问题，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返乡创业就业的意愿与能力不足。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干部在干、农民在看”的现象，没有充分调动农民、市民等各类主体真正参与乡村振兴。
其次是资金问题，农村贷款难问题一直存在，银行放贷意愿不高、各主体贷款利率高。
再次是用地指标问题，因为乡村产业的效益相对较低，地方政府不大愿意将有限的建设用地指标用于农业项目，有些用地政策落实还不到位。
确保五年过渡期
《中国科学报》：如何保障已经脱贫摘帽地区不返贫？如何帮助他们实现乡村振兴？
张红宇：这就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我认为可以从“巩固、拓展和转型”三方面来理解。
首先，要巩固在脱贫攻坚这个进程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设立过渡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在“十四五”期间保持政策连续性，相关政策不能戛然而止，要让好的政策在下一步发展中延续下去。
其次，拓展的意义更加深远。脱贫攻坚好的做法和经验要拓展到经济欠发达地区，拓展到低收入人群，要往纵深推进。也就是要把阶段性政策向长期性政策拓展，把针对特殊人群和特殊区域的政策拓展到面向整个农村、低收入人群及欠发达地区。
最后就是转型。要缩小城乡和区域之间的差距，就要把脱贫攻坚的政策再升华、再聚焦，然后转型到针对区域以及低收入人群的政策。
王克林：保证不返贫，下一步需要增强内生动力，形成更加适应市场化的机制。
首先要走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的道路，在形成了初步的特色产业的基础上，转变成区域性、长远可持续性的支柱产业。
其次要探索生态产品与生态服务价值实现的创新模式和路径。把前期生态改善的成果变成生态衍生产业的优势和经济优势；建立对生物多样性的改善、水源涵养、养分固持等生态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市场化补偿机制，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现途径。
胡银根：概括起来主要有4个方面措施：
一是严格落实过渡期内“四个不摘”，确保政策连续性。
二是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对易返贫致贫人口实施常态化监测，重点监测收入水平变化和“两不愁三保障”巩固情况，继续精准施策，实行动态清零。
三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不留空档，政策不留空白，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
四是在西部地区脱贫县中集中支持一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增强其巩固脱贫成果及内生发展的能力。
陈秧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比脱贫攻坚难度更大。
中央已经明确，脱贫地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保持主要帮扶政策的总体稳定。
当然，落后地区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观念落后或者自然资源禀赋不足所导致的。保障不返贫、推动乡村振兴，我们需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
一方面，如果政府不作为，贫困地区很容易陷入贫困恶性循环陷阱，很难实现与市场对接。政府要做的，就是做好产业规划，做好招商引资，做好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
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立足市场规律发展乡村产业，而不是政府包办一切。
产业振兴避免“千村一面”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首要的是产业振兴，您对此有何建议？
孔祥智：农业当然是乡村产业中最核心的产业。发展现代农业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确保粮食安全。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下，确保粮食安全首先要确保粮食播种面积不减少。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由于我国粮食储备充足，粮食市场并没有产生波动。这一事件反向证明了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确保粮食安全，就要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不动摇，确保永久基本农田的法律地位不动摇。
二是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进程。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机械化率已经达到70%，应瞄准农业生产中的薄弱地区、薄弱品种与薄弱环节集中发力。薄弱地区主要是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的山地和丘陵地区，要通过优惠政策引导农机制造企业研发高效、优质的小型机械；薄弱品种主要指油菜、甘蔗等由于农机农艺不配套而影响机械化水平的农作物，要从改良品种或者改进农机适应性等方面加以改进；单个作物的机械化水平低主要表现在薄弱环节上，如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高效施肥和高效植保等增产增效、环境友好型农机化技术环节。
三是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着力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营主体。要提升新型经营主体的质量，提高成员对合作社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鼓励单个合作社进一步联合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提升农民在市场上的话语权。
四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不断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要在政策上予以多方面支持，尤其是金融机构要出台适合社会化服务主体（主要是农民合作社）的金融产品。加大政策购买农业社会化服务的资金额度和实施范围，以农业社会化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水平。
除农业外，乡村产业还有两大方面，一是围绕农业产业链延伸以及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提供服务的相关产业，如农产品加工、储藏、运输、销售以及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金融服务等；二是为农民生活服务的产业。
张红宇：中国的农业资源禀赋非常多元化，这决定了中国农业产业的多元化。
因此，在产业振兴方面，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要求和做法。万变不离其宗，守住粮食安全是重中之重，主产区要保粮食的供给能力，提升粮食的总量产出；主销区要提升粮食的自给能力；产销平衡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自我平衡，这是产业振兴的第一件大事。
在这个前提下，针对不同区域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比如发展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业等，在农业内部增加农民就业容量和收入，这是实现产业振兴的第二大重点。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因地制宜，不能“千村一面”“一刀切”。
陈秧分：发展乡村产业，重要的是做好产品、搭好机制、讲好故事、做好支撑。
第一，做好产品。我国正在迈向中高收入国家，消费者对农产品品质、营养健康等方面的要求更高了。要在注重产量的同时更加关注产品品质，挖掘产品特质，打造品牌产品，提高效益。
第二，搭好机制。农业涉及主体较多，包括农户、企业和政府等等，如果利益连接不健全，产销衔接没做好，那么再好的产品也卖不出去。建立产业化联合体是一种值得尝试的形式。
第三，讲好故事。现在是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有了好的产品，还要会讲好故事，比如褚橙、李子柒、江小白等案例，他们都是会讲好故事的典型。
第四，做好保障。乡村要想吸引留住人才，要想发展壮大乡村产业，必须优化营商环境，做好土地、资金、风险防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各方面的保障。
《中国科学报》：乡村振兴如何避免“千村一面”，有何建议？
张红宇：这些年，产业振兴涌现了许多优秀案例。特别是嘉兴、宁波、成都在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方面做得非常好。他们在一二十年前就开始把城乡分割的二元体系向城乡一体的一元化转变，在城乡要素的互换方面开创先河，把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统筹考虑，这些地方的农民有很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另外，贵州、云南、四川的特色产业也是可圈可点。
我认为应该把这些成功的做法总结出来，加以提炼，形成能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实施借鉴的模式。
总而言之，着眼点、着力点不能搞“一刀切”，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到底是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还是农村脏乱差的问题，切入口应该针对不同地方的不同挑战，率先解决“卡脖子”问题，然后再把这些有用的经验推向当地区域的其他方面，由点及面实现全面振兴。
胡银根：乡村振兴，有兴有弃，需要科学规划、精心设计，化传统为时尚，化枯燥为有趣，化腐朽为神奇。
需要因地制宜，根据地方特色来规划实施，“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例如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江南镇荻浦村，在结合当地特色文化、环境实行乡村振兴战略上，具有开创先河的创新之举，亮点纷呈。他们将古老的房子变成民宿，废弃的牛栏、猪栏变成牛栏咖啡、猪栏茶吧，让乡村飘出了文化香味，引爆了乡村“美丽经济”。这就是成功的案例。
陈秧分：要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寻找潜在的市场空间，立足当地特色找准产业发展方向，这样才可持续。
例如四川省广汉市，位于成都平原，一直坚持发展粮油产业，粮油集中种植规模全省第一，产值达百亿元级，吸引了中化农业、益海嘉里等一批大型企业入驻，也留住了“80后”“90后”年轻农民。四川省广汉市成功创建了粮油产业方面的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加强科技支撑 培育新型农民
《中国科学报》：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农业科技将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
张红宇：农业科技要在种业方面发力。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具体落实到“生物技术、装备技术、绿色技术和数字技术”四个方面。
第一， 实现种子稳产、高产、优质，就要在新形势之下，发展新一轮的种业工程。水稻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现在我们应该着力在玉米和大豆单产上面做大文章。
第二， 发展装备工业，解决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太高的问题，提高机械化率，从而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和土地产出效率。
第三， 降低化肥农药使用量，实现作物秸秆和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使投入越来越少，产出越来越多，效益越来越好。
第四， 发展数字技术，无论是互联网还是大数据等都在农业中发挥巨大作用，实现精准施药、精准施肥、节约用水、减少农业灾害损失等。
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培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科技、会管理、善经营的新型集约化农民。
陈秧分：以粮食产业为例，农业科技可以从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和藏粮于智三个方面来着手。
首先是藏粮于技，要破解农业科技领域前沿问题和“卡脖子”技术，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
其次是藏粮于地，提高耕地产能，在这方面，农业科技也将大有作为。
最后是藏粮于智，当前不确定不稳定性事件频发，更要发挥好农业智库专家的作用，为国家粮食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出谋划策。
《中国科学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张红宇：首先，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而不是学历教育。第一线农民更需要的是职业培训，如何把有用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应用的技术，跟农村人才培养高度相关。
其次，要激发新一代农民自身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能力的不断提升可以使普通劳动者转变为具有爱农情怀、工匠精神、创新意识和社会责任的新型农民。
孔祥智：鼓励大学毕业生、城镇退休人员和农民工返乡入乡创业就业。据农业农村部数据，2020年，全国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1010万人，比上年增加160多万人，首次超过1000万人，带动农村新增就业岗位超过1000万个。此外，“田秀才”“土专家”等在乡创业创新人员达3150万人。
要大力推进农村宅基地等方面的改革，为上述人员返乡入乡创业就业创造基本条件。